理论与方法｜访谈/叙事资料分析的“德勒兹法!

　　理论与方法｜访谈/叙事资料分析的“德勒兹法!理论与方法摘要最近，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方法论，被批评为过度关注人类的话语和人类的行为，而忽视了物质和非人类世界的重要性。除了这些批评，我们还见证了新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出现，这些理论和方法试图解决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明显缺陷。本文旨在通过引入一种实验性的新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叙事数据，为这些发展做出一点贡献。这种方法是在一个定性研究项目中开发的，该项目探讨了残疾人服务机构中的性行为，借鉴了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既定方法，同时寻求保持对塑造和影响人们讲述的故事的物质、情感和非人类力量的关注。

　　引言

　　这篇文章中概述了一种分析叙事数据的实验方法，即组合分析法。该方法是在一个定性研究项目中开发的，该项目为了研究爱尔兰共和国为智力残疾成年人提供的社区服务机构中的性行为。我首先介绍这个项目，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论。然后描述问题是如何伴随方法出现，我认为这些问题与最近对社会建构论的学术批评和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出现共同产生。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德勒兹唯物主义本体论是如何被采用为创造性的新唯物主义方法提供信息，分析关于残疾和性的故事。我的结论是，这种叙事分析方法关注话语和物质力量，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社会问题的新东西。这反过来会导致新的干预建议，可以改善这个问题。我还建议，虽然在这篇文章中该方法是根据一个关于性的具体研究项目来解释的，但它可以用来描绘无限的社会问题，我邀请其他人使用、修改和改变这个分析工具，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他们自己的项目服务。

　　关于项目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爱尔兰共和国继续以非常保守的方式对待性和智力残疾。首先，它尚未批准联合国(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此外，尽管即将进行立法改革，但目前的爱尔兰法律实际上将与“精神障碍”人群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定为犯罪(法律改革委员会，2013年)。与此同时，公众对智力障碍成年人平等性权利的支持微乎其微，只有51%(国家残疾管理局，2011:10)。

　　在成为一名全职学者之前，我在智力残疾服务机构担任社会工作者，并经常为在性方面遇到问题的成年人提供咨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对这些成年人来说，寻找爱情或过性生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开始对这些成年人的性行为感兴趣，并最终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研究集中在一个叫做Rathbeg Services(化名)的特殊智力残疾服务机构上，它包括一系列分布在城市郊区和卫星城镇的日间中心。我曾在这家服务机构工作过，熟悉那里的人和做法。我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是对服务提供者(包括一线服务提供者、一名临床专业人员和一名服务经理)以及参加各种日间中心服务的用户进行深入的叙述式访谈。抽样策略包括梅森(2002: 124)所说的一系列相关角度，但不保证直接的代表性或普遍性。

　　深度叙事访谈计划遵循了深度访谈的既定准则(约翰逊，2002)，同时借用了霍洛韦和杰斐逊(2000)的特定技巧来引出叙事。参与者被邀请讲述服务机构内部处理性行为的故事，通过这一过程收集了大量从多种角度讲述的故事。

　　从话语分析开始

　　我最初的研究计划借鉴了米歇尔·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框架，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并借鉴了威利格(2008)、贾格尔和梅尔(2009)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方法。简而言之，这种方法包括识别话语，并探索它们对服务中的性主体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话语分析并不低估物质世界或具体体验。然而，它确实将话语的重要性凌驾于其他方面之上，并且可以说，淡化了物质性和具体经验的重要性。

　　当我开始整理我的数据时，问题开始出现，我对我提出的分析流程越来越失望。作为一名阅读同事和客户故事的内部研究员，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话语和人物，而是熟悉的面孔和真实的地方。在我看来，话语很重要，但同样清楚的是，其他力量——包括物质性和具体经验——也非常重要。

　　关于物质性，当我阅读叙述内容时，我注意到，仅举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发生在其中的建筑的结构(例如它是否有像储藏室一样的封闭的空间)可以深刻地影响发生在其中的非法性事件，以及讲述这些事件的故事。事实上，在一些故事中，日托中心或住宅内墙或窗户的位置似乎与叙述者理解世界的结构一样重要。

　　同样，关于具身体验，收集的许多故事都生动地描述了身体经历的感觉和情绪，包括“恐惧”、“羞耻”等。这不仅仅是因为强有力的话语触发了具体的感觉和体验(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描述自己在违反规范时脸红和感到羞耻);具体化的感觉和情绪似乎塑造参与者使用的话语和他们讲述的故事。

　　在许多方面，这些特定的问题——在一个采用社会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定性研究项目中遇到的——反映了对这些理论及其方法的局限性的更大的失望。这种失望与他们没有认识到的物质重要性有关。例如，布莱斯(2013: 92)指出了最近对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指责它“忽视物质或非人类的力量”;Lather(2016)指出了对高度语言导向的社会理论的普遍失望;阿拉莫和希克曼(2008:2–3)建议:

　　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拒绝物质中的现代主义基础，他们转向了话语极点作为自然、社会和现实构成的唯一来源。他们非但没有解构语言/现实或文化/自然的二分法，反而拒绝了一面，拥抱了另一面。

　　进一步的失望与这些理论在讨论物质身体和具身体验方面的困难有关。例如，福克斯(2016: 67)指出，“在后结构主义中，文本和文本性成为探究的对象，而生物体似乎远离了后结构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分析视野”。

　　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明显缺陷导致了许多理论上的尝试，试图重新接触存在的物质和话语方面。这些发展被归为不同的类别，包括“物质转向”、“本体论转向”、“情感转向”、“后人类转向”和“非人类转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拉图尔和其他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见拉图尔，2005)，巴拉德的代理现实主义(2007)，德勒兹和瓜塔里(2004)和德兰达(2006)的组合理论都可以被视为重新重视物质性和恢复现实的尝试(德兰达，2010: 47)。然而，正如本杂志所指出的，这些假定的转向并不是完全拒绝以语言为导向的理论，事实上，它们“建立在语言[转向]的基础上，而不是代表着与它们的背离”(社论，2016: 4)。这些理论发展也反过来启发了定性研究中的方法实验和创新。比如巴拉德的代理现实主义激发了以下研究:田口和帕尔默(2013)对瑞典女学生幸福感的衍射分析;Pienaar等人(2017年)对成瘾个人描述的衍射分析;和艾伦(2015)对学校性行为新本体论的映射。与此同时，德勒祖瓜托主义理论影响了以下研究:瑞诺德和伊文森(2014)对威尔士山谷前矿区少女的恐惧、风险、脆弱和暴力的情感分析;奥尔德雷德和福克斯(2015)对年轻男性和性的分析;福克斯和贝尔(2017)对年轻人性行为的分析。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我也需要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让我能够考虑物质性和物质体现的重要性，而不拒绝话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一个选择是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在不完全拒绝本质主义的情况下——从残疾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可能是有问题的(Felly，2016)。相反，我开始实验德勒兹本体论和德勒兹-夸托主义的组合概念，并思考这如何成为一个叙事分析方法，同时保持对物质和话语力量的关注。然而，在详述这种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德勒兹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组合概念进行简短的介绍。

　　德勒兹本体论和德勒兹唯物主义许多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本体论提出了疑问(因为话语构成了它要描述的东西)，但德勒兹找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破了构成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话语/物质鸿沟，并提出物质实体和话语陈述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都在物质世界中产生影响，并且都相互影响。简而言之，对于德勒兹来说，物质和符号实体“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格罗兹，1994: 167)。因此，存在成为一个扁平的本体论平面，由不同但相互影响的物质和符号实体组成。

　　在这个本体论中，所有的实体都被假定为在过程中而不是固定的，以不同的速度变化而不同。这同样适用于物质实体(碳变热并压迫地球的岩石圈地幔，成为火山中岩浆流的一部分，成为钻石，成为高价值的身份象征，成为名人的订婚戒指，成为巴黎豪华公寓抢劫案中的赃物)和话语实体(关于一个叫耶稣的人的故事以口头方式流传了几十年，成为耶稣生活的书面记录，成为四部福音书，成为圣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成为北美的主要宗教，成为一个在巴黎一所豪华公寓的抢劫中被捆绑和塞住嘴巴，感觉要被害的名人的心灵慰藉)。因为实体是暂时的存在，而不是固定的存在，它们没有永恒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传统的将实体归结为固定的标识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问“什么是钻石?”或者“福音书是什么?”)。相反，我们应该简单地从影响和被影响的上下文的角度来谈论实体(即，我们应该问“钻石能做什么?”或者“福音书能做什么?”).一个实体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必须是持续的，这种能力将在不同的环境中变化(例如，钻石可以折射光波，它可以象征财富，它可以用作刀片等)。换句话说，任何实体的能力都会随着它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德勒兹的情感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人类情感的同义词。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所有实体都有依赖于环境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德勒兹本体论中，情绪可以被认为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实体，它们有自己的环境相关的影响和被影响能力(见福克斯，2015)。例如，“焦虑”使早期人类能够在野外环境中躲避捕食者。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焦虑”导致了新的精神病学诊断的出现，如“广泛性焦虑症”。 组合 正是前面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支撑了德勒兹和瓜塔里(2004)的组合概念。一个组合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或力量组成，属于通常是独立的存在(例如，建筑的、技术的、情感的和话语的)，它们的统一性仅仅来自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工作来生产某物的事实。例如，一个残疾机构组合可能包含建筑、身体、情感、话语、服务规则和政策等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协同工作，并以一种复杂的、多方向的方式相互影响，以产生残疾机构。

　　DeLanda (2006)提出，任何组合都将由较小的组合和较大组合的组成部分组成。为了解释，一个组合，如上面的残疾机构，将由较小的组合组成(如个人日托中心组合)，也将是较大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国家卫生机构组合)。随着规模的增加，每个组合将拥有同时启用和约束其组件的属性(例如，身体组合启用和约束其血液能做什么，日托中心组合启用和约束其人员能做什么，拉特贝格服务组合启用和约束其日托中心能做什么，等等)。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没有一个组合是一个无缝的整体——总是有可能从一个组合中取出一个组件，并将其插入另一个组合中。例如，残疾人服务机构组合可能会将一栋旧的机构建筑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后者可能会将其重新开发为公寓，届时它将成为居民房地产组合的一部分。

　　一个组合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固定的实体，因为它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不同组成部分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段时间来生产某物;迟早会分崩离析。例如，残疾机构组合的组成部分(例如建筑、机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聚集在一起，目前正在一起工作以产生服务，并且最终将分崩离析。这意味着关于一个组合的有效问题不应该与它的本质特性有关，而应该与它如何工作来产生某些东西有关。用尤德尔(2011: 46)的话说，分析一个组合包括探索“早期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整体”的方式。为了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德勒兹和瓜塔里(2004:3–28，552–67)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概念。具体来说，他们建议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物质/符号连续体来识别和排列一个组合的组成部分;绘制组合中异质物质的流动图;并考虑地域化连续体在组合中的连续性和变化力。

　　使用德勒兹本体论来建立叙事分析的方法

　　正是德勒兹瓜塔里本体论和他们的组合概念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替代方案。关于残疾服务机构中的性行为的大量叙述被分类为包括“性监控”在内的主题，我将在本文中重点介绍这些主题。性监控被视为一个组合，研究问题变成了“性监控在服务中是如何工作的?”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利用德勒兹·瓜塔里(2004)的概念来探索一个组合是如何在一个三阶段分析过程中工作的。

　　在说明这一点之前，重要的是要强调，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要分析叙述性数据(借鉴了我在残疾人服务机构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但叙述性数据肯定不是进行组合分析的唯一合适的数据形式。在对新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回顾中，福克斯和奥尔德雷德(2015)表明，许多新唯物主义研究人员继续利用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包括民族志和深入访谈。然而，考虑到新唯物主义寻求关注物质的、具体化的和非人类的力量，其他形式的数据的也变得重要。例如，艾伦(2015)分析了学生收集的照片日记数据;瑞诺德和伊文森(2014)将照片、电影和旅行的数据与采访数据混合在一起;田口和帕尔默(2013)将他们自己的情感反应和记忆添加到他们的数据中;亨利克斯(2010)利用音乐和声音数据来研究牙买加的夜生活。简而言之，在组合分析中，允许并鼓励用多种相关的数据源进行实验和创新。在此前提下，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个特殊案例中的叙述和分析的第一步。 第一阶段——识别组成部分或关系 这一阶段包括确定构成性监控现象的不同组成部分、力量或关系。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2004)的假设，我们认为性监控是一种物质符号现象，可能会受到一系列物质的、具身的、经济的和符号力量的影响。在阅读所有与性监控相关的叙事内容时，不断地问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物质符号力量在影响这个故事?这个提问的效果是明白故事的复杂性，了解它是由无数不可预测的力量塑造的。为了举例说明，让我们看看格雷丝讲述的一个故事，她是一名一线社会护理工作者，在机构务的一个日托中心工作:格蕾丝:嗯，有一天一名工作人员走进储藏室时看到惊人的一幕。采访者:是吗?格蕾丝:有两个男人，一个人的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采访者:好的。格蕾丝:嗯，还有接吻，非常火热。采访者:好吧。 格蕾丝:这两个人，在那次事件之后，他们非常非常尴尬，现在不再说话了。采访者:真的吗?格蕾丝:是的。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之间很紧张，就像(…)。[[但其中一个]]，巴里，当想到工作人员看到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女人，他很尴尬。采访者:对格蕾丝:他非常担心工作人员会给他妈妈或爸爸打电话采访者:对格蕾丝:说他和一个男的在储藏室，而不是一个女的。懂我意思吧?(…) 记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格蕾丝:他的父母知道了。实际上他们对此没意见。他们只是对他在工作中这样做感到不安。不管他想做什么，都没关系。但在这个中心，这里被视为工作场所。

　　我们的任务是找出影响这一叙事片段的最相关的物质符号力量，我们可以从物质力量开始，包括日托中心的物理建筑，特别是“储藏室”的存在，它为亲密时刻的发生提供了——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提供——私人空间。此外，我们可能认识到具身感觉和情绪的重要性。首先，据说男人们在被抓到接吻时会感到羞耻或“尴尬”，这会切断他们之间的交往，使他们保持距离。第二，巴里经历的被揭露以后的“恐惧”体验。虽然这些物质和具体的力量很重要，但故事同时是被话语力量所塑造的。其中包括对同性关系的不同看法，即巴里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可耻的，而他的父母将他的行为描述为“没关系”，但发生在错误的场所。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故事受到机构规则和政策的影响。例如，机构规则(格蕾丝在其他地方解释过)禁止在日托中心内的身体接触，以及禁止与客户父母分享成人服务敏感信息的政策(正式或非正式)。最后，因为研究人员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他们研究的组合中(见科尔曼和林罗斯，2013)，我们也可以承认研究人员也影响了这个故事。例如，像这样的故事是在特定的主体环境中共同构建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主观因素(与年龄、阶层等有关)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理解对方的主观感受，必然会影响故事的内容和讲述方式。

　　随着这一过程在所有与性监控相关的叙述中不断重复，某些物质符号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尽管总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令人惊讶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被视为在性监控现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性监控组合中的突出成分或力量被识别并根据一个物质/话语连续体排列，如图2所示。在展示像这样的简单图表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不可能将物质与话语力量完全分开。物质/符号连续体旨在提供一种识别相关力量的实用方法，而不是对物质结束和话语开始的明确界定。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虽然这个例子与性监控有关，但上述识别组合成分的过程有可以用于研究无限范围内现象的叙事。

　　第二阶段——绘制流程图

　　所有的组合都是由属于多种存在秩序的物质流组成的，并对其起作用：“组合的多样性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物质流和社会流”(德勒兹和瓜塔里，2004: 25)。组合分析师的工作是绘制这些流程图。例如，分析师可能对绘制日托中心内部、之间以及进出日托中心的人体物质流感兴趣。同样，他们也会考虑话语流，例如与残疾服务相关的新国家政策如何流入并传达给机构内的各个群体。在所有情况下，组合会促进流向某个方向，并限制流向其他方向(想象血液流经人体组合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哈格蒂和埃里克森(2000: 609)认为，在社会组合中，权力可以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允许他们支配其他群体。例如，在研究流入残疾服务部门和其内部流动的资本时，我们会注意到，绝大部分用于残疾服务的公共资金实际上用于支付服务提供者的工资(见卫生部，2012年)。在这个特别的研究项目中，我被参与者拥有的关于智障成年人性生活的详细知识所震撼(包括机构内外)，我开始对性监控数据如何在机构内外收集和流动感兴趣。探索这一点需要阅读所有与性监控相关的故事，同时不断问一个新问题：这个叙述者从哪里获得信息的?

　　当人们以这种方式阅读这些叙述时，一幅在机构领域内错综复杂的性监控数据流动画面开始浮现。就拿这个故事来说吧，它是由一线工人奥辛讲述的一位女同事的故事。奥辛的同事在一个临时住宅里值夜班，在她巡视时，她在两个年轻人的门外停下来，这两人患有唐氏综合症:

　　奥辛:她无意中听到……那天晚上她去查看了一下，就在门口。她是否应该偷听不是这次谈话的问题。(……)那是另一天的谈话。她，啊…那是一次讨论，非常有趣。有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约会很久了。事实上，他说他和她订婚了(……)。第二个年轻人将会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出去一段时间，她来自这里[[日托中心]]，但是他在问自己是否还想和她出去。(……)另一个男人当时正在给他建议如何和她分手。(……)这个建议很合理。给出建议的那个年轻人正在告诉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应该说什么。嗯，当时有人偷听到了，那个接受建议的年轻人对那个年轻人说:“我想吻你。”。“可以吗，”。年轻人说:“不，那不行，我有未婚妻了。”。另一个人说:“好的。“没关系”采访者:好吧 奥辛:没有说更多的。这不是……据我回忆，那名工作人员没有以任何方式闯入。因此，在这篇叙述中，一名工作人员通过窃听收集了关于这两个人私生活的信息。然后，她听到的性故事以口头方式传递给服务部门的另一名(或多名)工作人员。这些人仍然不知道工作人员知道这一事件。

　　这些故事表明，监控组合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残疾机构的物理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表明，除了机构中的性监控数据流之外，数据还不断地流入流出机构，因为它与其他机构(例如，警察、机构用户的家庭以及在主流社区的支持就业计划中雇用机构用户的企业)建立临时联系并进行数据交易。为了提供这些过程的具体实例，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一线服务提供者凯蒂分享的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名为汤米的机构用户，他的性行为已经成为机构人员关注的一个问题:凯蒂:有一天，妹妹((汤米的妹妹))来到他家，进去打扫他的卧室。采访者:嗯凯蒂:在床底下，有大约40个胸罩(咯咯地笑)。采访者:啊，好吧，他有收藏胸罩

　　凯蒂:他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的。他们认为他可能抢劫了他们的晾衣绳。很多都是青少年胸罩。“呃:这有点令人担忧”。然后海伦[[凯蒂的同事]。你知道她是从附近来的吗?她说，就像附近的许多女孩一样，她们会说:“哦，汤米来了”。在夏天，当每个人都在晒日光浴的时候，他们说他骑着自行车出去，有点像是在偷窥女孩子，你知道吗?

　　阅读这篇叙事短文，同时询问叙述者从哪里获得的信息，表明数据通过汤米的家庭聚会流入性服务。具体来说，汤米的妹妹告诉了机构人员他的胸罩收藏，该收藏以“青少年胸罩”为特色。这引发了工作人员之间的讨论，他们在社区的服务机构工作，经常与机构用户生活在一起。工作人员海伦随后分享了她听到的一些关于汤米“偷窥”日光浴女孩的流言蜚语，开辟了从主流社区到该机构的另一个性监控数据流。这些流动，他仍然不知道，导致汤米作为一个潜在的性威胁在员工中的声誉越来越差。

　　如果我们考虑这些故事后来是如何流动的，我们对前面两个例子的分析就更复杂了，同样是以口头的方式，但这一次是在一次研究采访的背景下，流向一名研究人员，他最终在一篇期刊文章中包含了这些故事的编辑版本，为包括你在内的国际读者打开了新的跨国故事流动。我们都必然会卷入我们讨论和读到的监控实践。此外，我们需要考虑逼真度的问题。本文呈现的所有故事都是通过复杂的叙述者链传递的，既有人类(服务提供者、机构用户、研究者等)，也有非人类(闭路电视系统、机构用户案例文件、录音机、文字处理软件)。所有的叙述者，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必然是不可靠的。所有叙述者都编辑和修改他们接收和传递的数据，包括某些细节，忽略其他细节:CCTV摄像机排除了摄像机框架之外的背景细节，就像研究者排除了被认为与他们的分析无关的采访记录一样。以这种方式传递的故事永远在变形、变异，不同于早期的事件。事实上，在为该项目收集的数据中，可以找到关于同一事件的非常不同——甚至矛盾——的故事。这不一定是不诚实的产物，这只是叙事穿越时空的方式。简而言之，这里呈现的故事和残疾机构中的实际事件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

　　认识到这些复杂性和因素后，通过将上述分析过程应用于所有与性监控相关的叙述，仍然可以绘制出机构内部以及机构内外部间的性监控数据流。在机构中，监控数据被收集，并通过实践不断流动，包括:工作人员观察和跟踪机构用户;监控机构用户和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活动的监控软件;员工和机构用户向管理人员报告事件;偷听;工作人员保存机构用户的案例档案;以及无处不在的性流言。随着性信息从其他行为者和机构获得或交易，性监控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残疾人机构的范围，数据不断流入流出机构，这些行为者和机构包括：机构用户的家庭;当地警察;公共汽车公司;以及公众。这些流动使机构能够获得关于机构用户在机构和主流社区内的性生活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干预。

　　当使用组合分析时，以视觉和语言的方式映射这些流动可能是有用的，此外，与识别组成部分一样，虽然这里提供的示例是特定的，但是可以应用和修改该流程，在无限的环境中研究整个范围的流动。

　　第三阶段——探索领土化和地域化的过程我们分析的最后一个阶段涉及到域化的调节过程(用于稳定和维持组合中的秩序)和颠覆性的去域化过程(破坏秩序并允许组合中的变化、创造和新事物)。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我用故事来探索，一方面，在组合中调节和规范性行为的过程，另一方面，规则被颠覆和新的性关系出现的过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一个组合中，性行为受到规范，或者这些规范被打破，不应该认为是仅仅因为人类的能动性或意向产生。相反，这些应该被理解为物质符号力量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这个分析阶段的任务是探索这些不同的力量和流动的复杂组合是如何产生域化/去域化的。

　　域化性行为

　　为了提供一个域化的例子，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一线工人格雷斯身上。在采访中，格蕾丝多次表达了对智障成年人性权利的强烈支持，以及对机构政策和国家立法的深切不满。尽管如此，她也分享了关于她参与阻止性关系的多次经历。例如，当被问及与性有关的挑战性事件时，格蕾丝告诉我们一个叫契安的机构用户，由于机构内外的性监控数据流动，他被认为是一个让前伴侣怀孕的滥交者:格蕾丝:契安·奥多诺格值得一看。他会……他会做任何事。((笑))我必须完全诚实。这让格蕾丝想到了一个关于域化性行为的具体例子的故事。故事开始于格蕾丝和契安，以及他当时的搭档尼亚姆，当时他们正在一个拥挤而人手不足的日托中心值班:格蕾丝:不管怎样，你知道我们人手不足(这项研究是在爱尔兰经济衰退的最严重时期进行的，当时日托中心经常人手不足)。我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我独自一人，在值班，我坐在员工桌旁，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大厅上方的走廊。((员工桌在开放式食堂的顶部。它允许服务提供者看到整个食堂，也可以看到通往教室、厕所等的走廊。))我只是看了看，我看到契安和尼亚姆正沿着这条走廊走。

　　采访者:好的。

　　格蕾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自己说……

　　采访者:“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格蕾丝: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一般来说，你会错过这样的事。所以我说:‘好，我要给他们一分钟;我给他们一分钟。现在我在食堂，其他人也都在食堂。但是我脑子想着他们两个。

　　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最初部分时，我们的假设是，所描述的域化实例将是一系列复杂的物质符号力量的产物。在探索这些力量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使性行为域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考虑格蕾丝在话语中的位置开始。从福柯的角度来说，格蕾丝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一个占据一系列主体位置并经历一系列相关主体活动的人。在这个特殊的故事中，格蕾丝是“值班”的，因此，她占据了第一线护理人员的主体位置，这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责任。虽然格蕾丝可能表示支持智力残疾成年人的性权利和自由，但她同时担任其他主体位置(如“研究参与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的工作是观察智力残疾成年人，并维护禁止“现场”亲密关系的机构政策。简而言之，格蕾丝在话语中的位置决定了她不一定想要阻止亲密关系——她不得不这样做。

　　伴随从话语领域到经济领域的根深蒂固的联系，很快就变得很明显，经济条件可能在这种域化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解释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次大衰退期间，那次衰退导致了对残疾人机构的资金削减和人员配备的减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蕾丝描述了在一个人手不足的日托中心独自“值班”的情况。格蕾丝正在观察聚集在食堂的大量机构用户，这时她注意到契安(被认为是高度滥交的)和一个叫尼娅姆的年轻女人离开食堂，走向走廊。这给格蕾丝造成了一个职业困境:她应该留下来观察大量的机构用户(这是她的工作的一部分)，还是应该离开去跟踪这对男女并防止潜在的事故(这也是她的工作的一部分)。格蕾丝的困境提醒我们，通过减少监控和开放机构用户可以享受短暂隐私的空间，经济衰退会在域化性行为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格蕾丝选择离开人群，跟随这对男女:

　　格蕾丝:所以我还是沿着走廊走，看了看那里的玻璃(指着我们访谈的日间中心房间门上的一个圆形窗户)。这里没有他们的迹象。(……)于是我就在楼里转啊转，转啊转，转啊转，找他们。((大声))我走出后门。我走出去，在外面。采访者:嗯，嗯。(…)

　　格蕾丝:他们两个在那里接吻，接吻。我的意思是，擦脸((爱尔兰俚语，法语接吻的意思。)我的上帝!(……)又热又重(……)我走过去说:((大声))“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就这样。

　　在分析我们例子的最后一部分时，我们可能会把物质性的领域和物理学的分析顺序联系起来，并注意到，除了主角的话语定位以及时间和地点的经济条件之外，建筑的结构和线性光学使域化成为可能，特别是人眼、混凝土、木材和玻璃吸收、折射和反射光波的能力。解释一下，正是食堂的开放式平面布局和里面“员工桌”的定位让格蕾丝能够观察大量的机构用户，并注意到这对男女消失在走廊里。这个充满治疗空间、教室和厕所的地方可能为这对男女提供了免受监控的避难所，但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他们运气不好：格蕾丝跟着他们。当她在机构走廊的迷宫中搜寻时，教室和治疗室门上的玻璃让她能够监视，直到最后，她发现这对男女在大楼外面接吻。他们的亲密时刻很快就被中止了，性行为在机构中被域化。

　　将格雷斯的故事作为一个组合中的域化事件来研究，会使它变得复杂。所描述的事件已不能简单理解为主角意向性的产物。也不能被看作是由所分析的任何一个因素造成的(格蕾丝的话语定位、普遍的经济条件和建筑结构中的线性光学)。相反，它是所有这些力量(以及，毫无疑问，文本之外的无数其他力量)的产物。

　　去域化性行为

　　虽然上面的部分描述了一个域化的例子，但在其他时候，材料符号力的复杂交互作用当然会产生去域化的时刻。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员工和机构用户分享的一系列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许多日托中心内的一个特定房间:Snoezelen房间、安静房间或放松房间。这些房间配备了软家具、熔岩灯和放松音乐，作为治疗空间向残疾人服务机构销售，使“残疾人”能够“主动或被动地享受一系列感官体验，从而增强治疗、学习和放松”(Snoezelen，2013)。然而，在德勒兹本体论中，像安静房间这样的物质实体没有本质，它的作用可以以无数种方式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关于这个空间的故事中发现的。例如，在这里，机构用户威廉和他的访谈支持人员(他的朋友和机构用户斯蒂芬)提供了一个关于工作人员和机构用户如何使用该空间的简单描述:威廉:唯一的私人空间((在中心里))是安静房间斯蒂芬:是的采访者:安静房间?安静房间是什么?威廉:安静房间是人们休息的地方。斯蒂芬:是的，如果他们在课堂上生气的话，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安静房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可以让扰乱课堂秩序的捣乱者去的地方。威廉暗示了另一个用途:威廉:(语气中含着性暗示)是啊，但我没用它来降温。采访者:(温柔的轻笑)。威廉并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安静房间有潜在破坏性的人。格蕾丝讲述了一个关于和一个不会说话的男性机构用户一起工作的故事:格蕾丝:他会……他会向你走来。他会看着你。采访者:嗯。格蕾丝:他会离你非常近。像要把你身上的东西擦掉。 采访者:好的。格蕾丝:事后20分钟你会在休息室找到他。采访者:好的 格蕾丝;我不是在说粗俗的话((笑))采访者:对，对，对格蕾丝:基本上，他的手在裤子里面。到处都是精液。有国际经验的工作人员凯蒂也分享了一个关于休息室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将休息室作为性空间的颠覆性使用是一种跨国现象:凯蒂:在英国，曾经有((低俗的声音))“放松室”。采访者: (笑))凯蒂:那是一个热点。((笑))我不知道那里有多放松。你会敲门很久才打开门(……)或者你可以走进去看到任何东西。再次，在分析这三个故事时，我们从假设开始，他们记录的去域化实例是多种物质-符号力量的紧急产物。从物质开始，虽然制度结构能够并且确实促进了监控，但它也可以阻碍监控。在这些情况下，放松室的物质能力——威廉称之为“唯一的私人空间” ——在工作人员的监视目光中制造盲点。此外，尽管有其官方目的，但放松室的物质性——豆袋、柔和的灯光和安静的音乐——意味着它有能力成为一个完美的“亲热”场所。从物质领域转移到具身的感觉和情感领域，这些故事也充满了对性兴奋和性唤起的具身状态的暗示：威廉没有使用放松室来“冷静”;在一次接触之后，格雷斯在放松室找到了那个被怀疑的男人，“他的手放在裤子里面”并且“精液到处都是”;凯蒂称这个空间为“热点”。可以说，物质和具身的力量在这些故事中是最明显的，但是关于放松室如何去域化的更广泛的考量也可以着眼于经济和话语力量，例如Snoezelen房间在世界各地对残疾人服务机构的高度成功的营销，以及在这种营销中采用的关于治疗和康复的话术。和以前一样，在一个组合叙述中，这些在放松室中的去域化事件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被采访人个人的意向性的产物——而是作为所有提到的建筑、物质、具身、经济和话语力量以及毫无疑问的许多其他力量协同作用的产物。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说明和解释一种实验性的新方法，用于分析关于社会组合的叙事数据。通过保持对物质和话语力量的关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产生复杂的——但永远不会完全完整的——社会组合如何运作的地图。但是分析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对一个组合进行丰富的描述和理解。分析一个有问题的社会组合在当下是如何运作的，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何改变这个组合，让它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用Nail(2017: 37)的话说在我们“引导或塑造一个组合朝向不断革新的目标”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组合是如何工作的。在性监控组合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主体(服务使用者、残疾活动者、政策制定者、残疾专业人员等等)可能对这种组合在当前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使它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感兴趣。然而，尽管改变一个组合是可能的，但干预一个复杂的系统充满了危险。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可能的，所以干预将是试验性的，根据需要不断观察和改变。那些采用组合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可能会提出与遵循现象学/人文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的人不同的变革建议。解释一下，如果从人文角度研究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关注的是人、人的行为和人的意义。因此，当建议改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可能会建议针对人的改变。同样，如果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是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的，我们可能会继续就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构提出建议。与此相一致，如果我们回顾与性和智力残疾相关的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其中大部分是由人文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隐含或明确)支撑的，变革建议主要集中在人类实践和话语上。例如，呼吁对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进行有关性行为的教育，或呼吁改变政策和法律(评论见Feely，2014年)。

　　相比之下，在采用组合方法时，社会问题被理解为是由人类和非人类，以及话语和物质两种力量产生的。这可能会导致一套不同的变革建议。在本文讨论的具体案例——性监控中，建议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呼应现有文献，呼吁采取与人类和话语相关的干预措施(如教育和新政策及立法)。然而，建议的变革也可能与非人类力量和物质环境有关。例如，机构结构(例如，住宅设施内的私人空间和伴侣房间)和技术(例如，确保每个人至少可以访问不受机构监控的互联网)的变化。

　　为了清晰起见，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和一个特定的问题(关于残疾人服务机构中的性监控的叙述)来阐明组合分析。然而，所描述的分析策略可以潜在地用于探索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它不必应用于叙述性数据，可以适用于更多实验形式的数据。最后，这个策略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线性步骤被严格地遵循。德勒兹热衷于强调他的理论概念“就像一个工具盒”(福柯和德勒兹，1977: 208)，并鼓励其他人使用、适配和改变他的工具以适应他们自己的实际目的。本文的读者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描述的分析工具，并在他们自己的项目中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排除、采用或改变该方法的元素。